多年来，西藏流亡政府（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, CTA）选举中的选民已经清楚地看到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：

在现行选举体系内，并非所有人都受到同样标准、同样力度的约束

在历届选举及相关争议处理中，反复出现以下几类情形：

第一类情形，是“指控明确却不启动调查”。

在某些选举周期中，针对候选人或在任官员的指控，已经满足基本要件——有书面投诉、有时间线、有证人或技术疑点，但选举委员会并未依法启动独立调查程序，而是以“仍在评估”“证据不足”“不予受理”等方式搁置处理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
第二类情形，是“争议长期存在却始终不作结论”。

一些涉及程序公正、资源使用、技术系统或竞选行为的争议，在多个选举周期中被反复提出，却始终没有公开结论，也没有形成可供后续遵循的处理先例。这种“无结论状态”，客观上等同于默认问题可以被时间消解。

第三类情形，是“对象不同，处理尺度明显不同”。

对普通候选人、基层参选者而言，轻微程序瑕疵、表述不规范，往往会迅速被警告、处罚，甚至直接影响参选资格；

而当问题指向司政或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区域议员时，同样性质、甚至更严重的问题，却往往进入“高度谨慎”“低调处理”的状态。

这些现象并非孤立事件，而是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区、不同选举中反复出现的模式。

因此，这已经不是个别工作人员的判断失误，

也不是单一事件的偶然偏差，

而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保护机制——

在这一机制中，关系、地位、影响力，被事实上置于规则之上。

司政以及各选区议员，正是这一权力与关系网络中的核心节点。

当监督真正指向这些节点时，选举委员会往往选择回避关键问题、拖延程序进程，最终使监督停留在形式层面。

选民并非没有看见这些事实。

真正令人失望的，不是制度曾经出问题，

这些问题一再出现，却始终无法被公开讨论、有效纠正和负责任地解决。这本身，难道不正说明了选举制度的荒唐吗？